居屋政策關係公平分配/ 羅慶鴻.大公網2010年6月24日

        居屋政策不應該是任何經濟環境的問題，也不是應不應該復建的問題，而是百多年來殖民管治者為香港雕塑出來的文化，令道德和價值觀需不需要調整的問題，是如何再規劃和怎樣復建的問題；更重要的，是如何於日後把公平分配理念納入自由市場的問題。

日前《復建居屋涉「去殖民化」》（大公報6月18日A18版）文中談及「立法會的現象也可能是現今社會文化、道德、價值觀等更深層次問題」一語，有讀者要求筆者作更深入的解釋：對今天的房地產市場價格有什麼影響，居屋應否復建又有什麼關係？

        必 須說明，這觀點只是筆者的推想。不過，就算推想，也需要有推想的依據；其次，文化、道德和價值觀是一些相對抽象的理念，和房地產市場的關係亦錯綜複雜，容 易掛一漏萬，讀者不必太過認真，只能作為思考的「引子」。既然文章是以一些經濟學的理念撰寫，那麼，就不妨再在經濟學的範疇來稍作解釋了。

公平來自「善」而非「法」

        念 經濟，就無人不認識被譽為現代經濟學之父的阿當?史密斯（Adam Smith 1723-1790）了。史密斯生於西方工業革命和政治形態急劇轉變的年代，他不是政治家，也不是經濟學家，而是研究道德哲學的學者，喜歡「談經論道」的 思想家。他的《向自然探索及國民財富之源》（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，簡稱《國富論》）是以當年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與民生狀態為基礎，泛論如何利用工業革命的成果來為國家創造財富的著作，對近代社會最具影響力的論點之一的 「分工論」，以生產縫衣針為例，說明把製造過程細分為若干部分，由專人負責，可以節省生產成本，提高生產效率；其次是「市場論」，他認為人們都會知道他們 最需要的是什麼，也會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，若交易行為都能在公平、公正的市場氛圍下進行「自利」競賽，由「無形之手」來調節供求關係，可以達到最佳的平 衡，也可以令各方都獲得最大的邊際利益（篇一，一至十章）。可是，在其他章節中談及社會行為時，他特別強調「自利」不一定能夠保證公平、公正，並以西方國 家早年在南美洲搜奪黃金的行為為例，對當地土著造成了很大的傷害。

「善」心無言難派用場

        談公平、公正，作者認為人類都潛藏著 一顆善良的心。他在另一本著作《道德感應理論》（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）開宗明義指出「人們看到別人痛苦，自己也不會開心」，「公平就是自己不想要的不要給予別人」（篇一，一部，章一）。在談及「共同關 切之樂」的一章中（On the Pleasure of Mutual Sympathy）（章二），他更指出「和眾人一起得到的快樂比個人的快樂多」，這些論點和中國先秦時代思想家談及之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、「惻隱之心，人 皆有之」等哲理相近。在談及「公平和善行」（Of Justice and Beneficence 篇二，二部，章一）的篇幅中，作者以法律和善行作比較，他認為善行是發自內心的自然行為，相反地，法律是用來規管人們的行為，若公平來自「法」而不是 「善」，那麼，公平便會被人的「自利」意欲扭曲，就算扭曲了的公平又不斷以不同法律來調整，最終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公平。這論點也和漢初陸賈所說的「法越 滋，奸越熾」的道理相似。在史密斯的著作中，他認為該書比《國富論》更為重要。

        可惜的是，不知什麼緣故，後世對《國富論》十分重視，被認為 是近代經濟學的圭臬，《道德感應理論》卻較少受人注意。影響所及，「分工」漸漸進化為專門、專業、專家、專學等。以建築學術為例，建築變成了「建屋」，而 建屋也劃分為各種規劃、設計、結構、土木、測計、測量、園林、上下水、消防、機電，以至各種數也數不清的「專」什麼的工序，似乎，除「專」之外，其他就 「通通不用識」了，忽視了「道德感應」。此外，在「自利」高於一切的社會文化下，自由市場成為資本家以各種手段掠奪利益的領域，公平、公正的道德價值觀被 視為「天馬行空」。政治方面，「眾人之事」演變為假借眾人名義「爭權奪利」的遊戲，借史密斯的一句話：口若懸河、雄辯滔滔的casuist（詭辯家）容易 成為政壇上的天之驕子，發自「善」心的無言之聲自然派不上用場。

經濟以外道德問題

        回到居屋復建的問題上，有被「專」化了的學 者以不同的理由指出居屋不應該復建，原因是恐怕香港會被西方社會目前經濟惡化的影響，而導致「雙底衰退」，樓價會重蹈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因特區政府推動「八 萬五房屋政策」令房屋價格急劇下滑的覆轍。這論點明顯受到當年另一位經濟學者認為「售賣公屋計劃（Tenant Purchase Scheme）令樓市基層弱化引起連鎖效應導致樓市全面下滑」的影響，可是該報告卻沒有把當年金融風暴的「破壞力」估算在內。俗語說：「亂世不置業」，這 原是市場的自然現象；雖然如此，但對當年過分膨脹的樓價也應該有點平抑的作用；若然沒有金融風暴，房地產價格會不會那樣大幅度下滑？若當年的政策沒有因壓 力被迫擱置，今天的價格會不會比較健康？學者們卻沒有作出任何評估。

        其二，把居屋政策視為「政治蜜糖」，把社會資源分配視為「幸運抽獎」的 論點，顯然是沒有重視《道德感應理論》的哲理。事實上，分工理論之前，政濟和經濟的理念從來沒有分割，西方社會沒有，中國也沒有（參看歷代的《食貨 志》）。難怪史密斯說，當代人的智慧不及先哲們了。香港是外放型的經濟體，受外界政治經濟變化的影響自然是難以避免，也不容易測算。這樣，金融風暴也好， 雙底衰退也罷，香港是不是為了這些不可預見的問題，放棄公平的社會資源分配理念？雖然，我們重視的是財富積聚之道而不是哲理，羨慕的職業是CEO而不是思 想家，可是，為政者是不是也要知道：「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」的道理。筆者以為，居屋政策不應該是任何經濟環境的問題，不是應不應 該復建的問題，而是百多年來殖民管治者為香港雕塑出來的文化，令道德和價值觀需不需要調整的問題，是如何再規劃和怎樣復建的問題；更重要的，是如何於日後 把公平分配理念納入自由市場的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