羅慶鴻：「後現代城市規劃」正當其時

2013-12-10 07:59:30|來源：大公報|我要分享

 

　　自拙作《新界東北發展的兩難》於11月19日見報後，收到不少回應。有讀者認為在地區發展中保留當地曆史文化是理所當然的事，香港有不少城市規劃的學者，當局也不缺乏這方面的專家，不明白為什麼會出現這「一些村落不遷不拆，現實上不可行」的說法。

　　筆者不是城市規劃師，沒有參與規劃工作，更不知個中原因，不敢妄自忖測。但讀者的問題，相信代表了很多香港市民的想法，那就不妨嚐試從建築學的角度再和讀者分享一些看法。

　　現代的城市規劃理念始於18世紀西方工業革命之後。開始時並沒有城市規劃師，規劃工作由政府委任測量師、土木工程師、法律學者等組成工作團隊， 由建築師領導。在那拮據的年代，經濟建設是政府政策的重點，提高生產力是最佳的選擇，城市工業化是最可行的途徑；但轉變卻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衛生問題， 規劃的目的是尋找改善的方法。更由於一戰後，歐洲大量被戰爭摧毀了的城市急需重建，但戰後經濟比昔日更加困難，因此，不得不以耗用最少資源和最快的速度來 解決那些刻不容緩的問題。影響所及，地區的曆史文化因素自始至終都未被重視。為了提高建設效率，城市規劃和建築更加開始分家，二戰後更發展為各自獨立的專 業了。

　　建築方面，「簡約」是那時理所當然的建築風格，「裝飾是罪惡」（Decoration is Crime），捷克籍建築師柯道夫．羅斯的一句話更是當年建築設計的座右銘。城市規劃方面，規劃師開始主宰了人們的生活方 式，城市功能分區把人與生活的距離拉遠，生活空間也讓位給交通設施，原來有機成長出來的社會網絡關係也就被破壞了。那時候，一切都是為了經濟效益而規劃， 自然曆史環境、文化特色、人文因素等也就顧及不了。「規劃師是上帝」（Planner is God），「人雕塑了環境，環境便雕塑人」（Man shapes environment， then， environment shapes people），這些業內語，正是這時期的城市生活寫照。

　　二戰後，經濟漸漸改善，到了上世紀50年代，一些較富裕地區的人們開始發覺缺乏曆史文化、忽視人文價值、被規劃師塑造出來的生活環境不但不理 想，且容易滋生各種社會流弊。學術界開始重新探討人與環境的關係，也掀開了「經濟為人服務」還是「人為經濟服務」的爭議。這時期，心理學、社會學、人類 學、行為學等開始被注入了建築和城市規劃的學術領域。

　　60年代以後被稱為最具代表性的「後現代主義」建築師如美國的羅伯特．文丘裏、米高．葛瑞夫以至意大利的柯度．羅斯等更直接把曆史文化元素重新詮釋，以藝術手法應用到現代的建築設計上去。現今，他們的理念已發展為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建築流向了。

　　同時期，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的建築和人類學教授柯姆斯．列保本指出在城市重建中，避免社區網絡關係被破壞的重要性。前英國國家城市規劃首席專 責顧問彼德．荷爾更認為「地區再規劃問題十分複雜，規劃師應具備把心理、社會、經濟、曆史、文化、組織和管理等學術融會貫通的本領，不應該再用傳統的、專 制的手法來主導」。

　　其實，大多數現代城市持續發展面臨的都是市區重建或地區再規劃問題，上述所說顯示傳統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的城市規劃理念在曆史環境、文化特色、人文因素、倫理關係等各方面均有不足之處，也不要因此以經濟誘因來改變它們的性質。今天，規劃師不應該再是上帝了；讀者的疑問，顯示了新界東北地區發展計劃應該還有改善的空間，也許該是學者專家們探索「以人為本」之「後現代城市規劃」的時候了。

　　作者為香港注冊建築師

• 責任編輯：張琦